文|李晓芳 编辑|王珊

司法拍卖市场上什么奇怪的东西都有。法院拍卖目录里出现过11匹马、760头牛、8个保温杯、一只名叫登登的柴犬。顺丰花3.23亿元买下了两架波音货机，价值1075万元的巨型飞艇则因实用性不高无人问津。至少600个手机号被挂上页面，明码标价，最高纪录属于一个包含“77777777”的号码，391万元。还有一把“周某犯罪时所使用的作案工具汽油锯”，这把带着锈迹的伐木锯最终以202元的价格成交。

但在法拍市场上，数量最多，最受关注的还是房子。

长沙一间15平米左右的杂物间被28个买家疯抢，杂物间没法住人，但位于待拆迁区域。北京一处5.6平米的学区房被4.6万余人次围观，金宝街上一座两层茶社经过700轮竞价，最终以3996万成交。

房子是通行的固定资产货币。富人拿它当投资，普通人家求的是一套栖身之所。厄运来临时，它们都会成为法院拍卖页面上的标的物。另一拨人在页面上搜寻，寻找新的投资机会，或者一个落足安家的可能。

拍卖页面不断更新，成交金额最终定格，不同的人生轨迹在这里短暂交汇。

2018年，一只名叫登登的柴犬被法院拍卖引起关注。它的主人消失了，寄养中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两千多人参与竞拍。

“安居乐业“

还有两年就到30岁，娶妻安家的年纪，一套房子是必须的。张伟就是在那时动了买房的念头，“中国人不都这种思想嘛，安居乐业，对不对？”

他计划得很仔细，一套100平左右的房子，两室或三室，市中心肯定买不起，可以考虑稍微偏远一点的位置。房子的朝向、装修也不大要紧，最关键的还是价格。

他从2018年5月开始看房，十几套房子什么都好，只有价格不合适。当地的房价比上一年每平米又涨了2000。

张伟已经工作了六年，月薪五千多，有点微薄积蓄，东拼西凑能拿出四十万首付。但他所在的中部二线城市房子均价1万5，一套二环外的100平米房子，每月还房贷就得七八千，“不吃不喝都还不起。”

当房产中介告诉他，市面上有种“特殊”的法拍房，比市场价便宜不少，张伟心动了。为了能顺利拍卖变现，赔付给债权人，流入司法拍卖的房子起拍价一般是市场价的80%，流拍后会调低价再拍卖，每套房子可拍卖三次，调价两次。

张伟觉得买房有了新希望，阿里、京东上的司法拍卖页面时不时被打开。2018年11月，他看到一套房子，105平米，三室两厅，背后的债务也简单，原房主欠了招商银行一笔钱。最让人惊喜的是起拍价才81.9万，比市场价便宜了近40万。

错过这么便宜的房子，以后也不定能再遇上，他“脑子有点发热”地交了8万保证金，参加拍卖。经过59轮竞价，差点就要放弃的那一刻，张伟再加了一万。

没人再出价了，他以101万的价格拍下房子。

2019年1月，张伟在法院拿到了执行裁定书，可以到房产交易管理中心办理过户手续。那会儿离农历新年还剩不到一个月，一切似乎都是喜气洋洋的。

400多公里外的上海，刘柳和苏文文母女的房子也正式被过户，转手他人，但当时她们并不知情。买家是专门做法拍房倒卖生意的投资客，3月才登门告知了这个消息，说是想让她们先过个好年。苏文文说到这事，气笑了。

房子被拍卖始于一场2016年的官司，苏文文的父亲欠了300万，被债权人告上法院。

父亲还不起钱，法院开始拍卖他们的房子。2017年5月，母亲刘柳从贷款公司口中得知自己的房子即将要进行第一次拍卖，她一下蒙了，哆嗦着给当时还在美国上学的苏文文打电话。电话是在美国凌晨一两点打进来的，一直打到天都渐渐亮了起来。

刘柳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她在军队服役25年，房子是退役后，军队按照她的军级分配给她的安置房，产权证上写的是一家三口的名字。几年前，刘柳就想和丈夫离婚，但一直搁置下来，丈夫的名字也没从产权证上除去。

苏文文曾和刘柳商量过，替父亲还债，保住房子，但给他发信息，打5个电话父亲才可能接一个，回复也只是说，“没事，我在筹钱，我会解决的。”

父亲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解决问题。2017年12月，房子打了8折，第三次上线拍卖，法院没有通知刘柳母女，作为房屋的共有人，她们也没有获得优先购买权。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房子以885万的价格成交了。

房款一分为三，295万被拿去偿还父亲的债务。刘柳母女拿到剩下的590万拍卖款。但住了十几年的房子没了。

2016年12月7日，江苏镇江，一个“老赖”的房屋被查封。

怎么能这么对我？

大多数人初入法拍市场都是抱着捡漏的想法。长沙的程序员徐强击败了另两位对手，以18万价格拍下一套位于江苏四线小城市的房子。拍下后他才发现，展示页上第三张图片拍的卧室，地下有一大块奇怪的阴影，他有点后怕，担心房子里曾发生过谋杀案。房价上涨后，他转手卖出，赚了10万；又过一年，他把长沙规划局发布的18、19年拆迁目录打印下来，在法拍网站上寻找这些房源，没找到合适的，最后拍下一套50来平米的老破小，当作投资。

40岁的浙江老板刘青山的车牌尾号是888，和大多数生意人一样，或多或少也相信风水。但生意就是生意。他拍过一套学区房，原房主是一个生意失败的企业老板，还拍过一套商业办公楼，原业主是一家破产公司。他不太在意，“生意起起落落实在是很正常，没有什么值得忌讳。”他更关心的是，那套办公楼的拍卖价加上70万的税费，还是比市场价低了20%。

大部分买家对原房主的故事并不感兴趣，不用见面最好，那意味着原主人已经彻底放弃这套房子。25岁的赵晴见过一次原房主，她成功拍下那套127平米的房子后，法院召集两个家庭碰面，交接过户。那是一对50来岁的夫妻，儿子跟赵晴差不多年纪。他们脸上带着麻木和沧桑，女主人穿的丝袜破了一个大洞。两人因为生意失败欠了一堆债，唯一一套房产被拍卖。他们和法官争执了半天，赵晴感到头疼，也不太有兴趣听两夫妻的往事，起身避开了。幸运的是，那对夫妻没有过多纠缠，虽然不甘，还是迅速搬出了房子。

但强制拍卖毕竟不是一桩你情我愿的交易，总有一批原房主因为各种理由，死守已不再属于他们的房子。

拿到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，张伟上门打算收房了。门一敲开，探出一个50来岁的男人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张伟连门都没能进去，站在门口拿出裁定书，表示自己已经拍下了这套房子，就等正式过户了，希望房内的人能尽快搬离。

男人说自己是租客，拍卖跟他没关系，绝对不会搬走。说完，手一伸，啪地把门重重关上了。

2019年3月，房子正式过户，张伟拿着房产证又上门了。男人依旧不搬，但承认自己不是租客，而是原房主的亲弟弟，他嚷嚷道，法院随便把他家房子卖了，账还没算清楚。

尽管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房主，张伟对此却无计可施。

提供法拍房信息咨询服务的林阳，做过上百套法拍房的背景调查，他总结出一条规律：如果原房主是个富人，多半不会太在意小小一套房，可拍；如果原房主是名下只有一套房的普通人，多半会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唯一资产。有时，他们会在门缝隙插一张名片，过十天半个月再来看，名片还在，证明房子是空置状态，没有人在这里进出。

刘柳就是只有一套房的普通人，一直守在这套已经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。她曾经对女儿说，如果要逼着她搬家，就要死在里面，“大不了大家一起死。”

2017年5月以前，55岁的刘柳可以称得上一生顺遂。她从小就是同龄人里最拔尖的那个。1979年，高考恢复的第三年，15岁的刘柳考到江西省前五名，她遵从父母的安排，选择学医，去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，同期入伍，30岁时又考了个医学博士。提起她的专业能力，即便是有矛盾的同事，也会心悦诚服地夸一句水平高。

2003年，刘柳从军队退伍，获配了一套120平左右的住房，她觉得自己的努力和牺牲也算获得了回报。

刘柳一向爱护这套房子，装修时，丈夫请了一支不太专业的装修队，常以次充好，她像包工头一样盯着他们一点点改回来，床头贴反的装饰板撕不下来，她会再找其他装饰品盖住。

2010年开始，丈夫已经长年不回上海的家了，女儿上了中学开始寄宿，也不经常在家。偌大的房子只有她一人费心维护，她买最时兴的座钟装饰客厅，带回各种绿色植物，不工作的周末都花在家务上，清扫房子的各个角落，每周给地板打一遍蜡。

当失去房子，刘柳的生活也随之崩塌。她之前在一家医疗公司上班，如今已有一年多没工作了。以前的刘柳是温柔的大家闺秀，如今她变得敏感、反复，她时常指责苏文文，“你为什么这么冷漠，你怎么能这么平静，所以你都感受不到我的痛苦吗？”她也抱怨自己的丈夫，“当年是你爸追我的，我爸妈都反对，是我去争取的，他现在怎么能这么对我？”

出事前，刘柳从没有为钱发愁过，失去房子后，她发现钱太重要了，有足够的钱，她就可以把房子买回来。如今，她每次去买菜，会多走1公里到另一个公交车站坐车，能省下一块钱。她会走遍整个菜市场对比各种蔬菜价格，就为了挑一捆最便宜的绿叶菜。她也不买最喜欢吃的果冻了，太贵，一袋要20来块。

在苏文文看来，失去房子压倒了母亲，活了大半辈子，骤然发现自己的人生一败涂地，婚姻失败，连最重要的财产也保不住，“其实没一件事情是她的错，但是她确实得到一个悲剧的人生。”

2016年6月28日，浙江温州，龙湾区人民法院公告将拍卖豪宅“鹿城一品”烂尾楼，起拍价仅2.57亿元

和财富一起消失的

类似的故事，潘朵见得太多。她在基层法院做过一年执行助理，刚进法院时，遇到一起执行案件，丈夫欠债跑了，留下妻子一个人，法院上门查封他们名下的唯一房产，妻子堵着门，破口大骂，哭诉房子被拍卖，只能流落街头了。法院后来给她想办法，让她作为房子共有人，享有优先购买权。比刘柳幸运，她借遍了亲戚朋友，凑了90多万保住了房子。

潘朵还遇到过一个年轻人，想买房娶媳妇，实在拿不出钱，当地有楼盘打出“零首付”的招牌，他买了一套，后面还不起贷款，房子被银行收回，交到法院拍卖。他又重新跟父母住在一起，新娶的媳妇没跟他离婚，但收拾东西回了娘家。

被拍卖的房子里从不缺少泪水。朱作洋是上海大衍律师事务所主任，拥有十年法拍经验，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对老夫妻，儿子掏空了他们所有的积蓄，最后用他们名下的房子做了抵押担保，欠下一屁股债后不见踪影。和他一起上门收房的银行工作人员看不下去，临走前偷偷在老夫妻枕头底下塞了几百块。房子最终被拍卖，法院按照上海平均水平给他们预留了几年的房租，剩下的拍卖款尽数替儿子还了债。

2011年到2012年间，朱作洋和同事集中处理过一批做钢贸生意老板的房子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，中国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，钢贸市场也随之不断升温，老板们在其中不断贷款，以钱生钱。2011年上半年，钢材贸易达到顶峰，上海的松江钢贸城里全是来自福建周宁、福安的老板，他们赚了钱，一掷千金地买成套豪宅。

好景不长，2011年下半年开始，信贷政策趋紧，福建商人的资金链断裂，豪宅转头成了法院拍卖页上的公示标的物。有些老板千方百计地想躲避执行，或是提各种理由证明房子价格被拍低了，拒不交付。也有一些福建老板愿赌服输，“他觉得我确实是生意失败了，房子你们该处置就拿去处置。”朱作洋说。

浙江老板刘青山是在2015年前后潜心寻找合适的法拍房的。那年前后，江浙出现了一波类似的资金链断裂的企业，抵押的房子流入法拍市场。

刘青山买下的那套学区房原本属于另一位浙江老板，当地有名的灯饰大王。江浙一带的老板做生意喜欢铺大盘子，“他们贷款不是50万、100万，都是10个亿20个亿这样贷的。”一家工厂没有那么多的抵押物怎么办？他们有种“联保制”，一家商户不够，就几家商户组成联保小组，相互进行担保，一借借10亿，一倒倒一片。

灯饰大王借了2.5亿，北上山东威海投资建商场，结果生意失败，资金回转不及，房子被拍卖了。刘青山竞拍前去实地考察，发现灯饰大王早带着妻儿转移了，房子已经空了一两年。

收房后，刘青山估算了一下房子里的全套皮沙发、高档音响、大背投电视机等等，光装修就在80万上下。他领着妻子和钟点工打扫房子，清出来50斤珍珠，30斤硬币，4台索尼数码相机，一瓶Dior的毒药香水和一堆过期的雅诗兰黛化妆品。可惜，那50斤的珍珠不值钱，全部泛黄了，又被他塞进了储藏室，30斤的硬币面值全是1毛、5毛，他丢给儿子玩耍了。

刘青山拍到的学区房。受访者供图

被拍卖的房子就像是风干后的财富切片，人们谈论着巨额的拍卖价，想象着富人们昔日在里面的隐秘故事。

杭州的“武林壹号”豪宅因为法拍上过好几次新闻。一位56岁的女股神在2015年的牛市里借钱炒股，大赚一笔，花4400多万买了一套561平米的武林壹号跃层豪宅送给儿子，又花5000多万买下杭州运河边的顶级豪宅“江南里”送给女儿。

没多久，2015年下半年，股市巨震，女股神的多只股票接连爆仓，她没有收手，反而抵押了武林壹号、江南里等三处房产，再搏一把，最终在股市里血本无归。三处房产都进入司法拍卖程序，其中武林壹号的房子以3990万的拍卖价转手他人，女儿名下的江南里于2019年4月第一次在法拍市场上亮相，被匿名买家以5000万价格买下。

去年12月24日，江南里又有第二套豪宅进入法拍市场，评估价8921.4万元，起拍价6250万元，原房主是昔日的安邦董事长吴小晖，2018年因集资诈骗、职务侵占等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，这套豪宅是他在杭州被拍卖的第五套房产，背后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
“ 女股神”送给女儿的豪宅，“江南里”庭院示意图。

没有不同结局

张伟觉得懊恼，自己就是被低价冲昏了头脑，没有做足功课，才会迟迟收不了房，“相当于我还着房贷让他们住着”。张伟的钱本来就得一分一分掰着花，每月三千多的房贷，生活费控制在一千多，勉强还能余点钱，结果现在还要花小一千租房子，经济压力更大了。

他上门见了那个男人四五次，每次不欢而散。他去找法院，法院以“拍卖公告里写了不负责腾退”的理由打发他。男人反复地跟法院说自己的房子被拍低了，必须给他补偿。法院则跟张伟说，要不你们私下聊聊，你赔点钱给人算了。

张伟没辙了，在网上到处求助，买法拍房遇到老赖，该怎么办？没人能给出好的答案。

朋友同事似乎也都在笑话他，尽管他们没有说出来，但他感觉得到，朋友会开玩笑地说，你买的房子你都拿不到房，还买什么鬼房子？他听着难受。

朱作洋的律所处理过各种房屋腾退的案例。早些年，他们会建议客户额外准备一笔补偿费，遇到不肯腾房的原房主，按流程贴完搬迁通知，办好过户手续，原房主会出面跟他们进行协商，通常就会要求新房主再出5到10万的装修补偿费，“如果客户也愿意出这个钱的，我们会促成他们和平交接。”

有些新房主不愿意掏这笔钱，“我们反而会劝他，房屋早点入住，也可以少付几个月的房租，或者是少一些麻烦。”

一次他们在上海的某小区处理腾房问题，房子拍卖价在600万左右，原房主要求再补偿300万，“我们的客户是不可能支付那么高金额的费用的，协商失败了。”后来律所工作人员查到，原房主有涉黑背景，对方补偿费不敢要了，迅速搬了出来。但走的时候，把整套复式房的楼梯拆掉了，所有柜子、地板和窗户都被敲掉。省下的20万补偿费，现在要用来重新装修。

“这种案例还是比较少，一年大概也就一两起。”朱作洋强调，从上海的法拍房交易来看，随着司法环境的改善，交付率已经越来越高，“十年里，我们没有碰到过说，到最后房子也不能交付的情况。”僵持再久，原房主还是得从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搬出来，结果没有什么不同。

张伟本着“赔钱是不可能赔”的想法，给当地两家电视台节目打热线电话，其中一家跟着他去看了房子，还采访了法院的工作人员。像是堵塞已久的下水管道一下就通了，法院上门对男人说，再不搬离，可对他们进行强制拘留。男人怕了，没过多久就收拾好东西，一一搬走。

2019年9月，拍卖成交后耗费了近一年时间，张伟才正式走进自己的房子。他请了工人重新装修，“现在房子灰尘大得很。“按装修进度，再给房子通通风，他预计到三、四月，春天来的时候，就可以住进去了。

刘柳曾期待自己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。经过交涉，买家愿意让她以885万的价格将房子买回去，但要求她补偿100万，并自行承担来回过户近200万的税费。那时她们已经就拍卖程序问题提出执行异议，上诉到高级法院，如果房子能回到未过户的状态，就可以省掉高昂的税费，她们四处借一借，加上积蓄和剩下的590万拍卖款，勉强能凑够这笔钱。

2019年8月，南京高院接受了刘柳母女递交的上诉材料，有人安慰她们，法院接受了材料就有立案的可能性，可以立案就有回转执行裁定的可能。

那段时间刘柳也积极了不少，之前家里的锅炉、厕所灯坏了，她提不起精神找人维修，“修好了，房子也不是自己的了。”但一天回家，苏文文发现刘柳把家里三个大书柜的书全部清出来整理，邻居开玩笑说，“你们家房子还不一定保得住呢。”

刘柳当没听到，把书一本本摊开来晒太阳，摊满了整个窗台。

2019年12月17日，刘柳收到南京高院的驳回裁定书，房子的拍卖裁定再无回转的可能性。她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下来。

周围人劝她，1000多万，买什么房子不可以，何必执着这一套。

前几天，刘柳将房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，搬出一堆整理好的旧物，絮絮叨叨地对苏文文说起往事，这一沓是当初学医、写论文时的材料，那本旧书夹着张纸条，是朋友早年留下的。到处是回忆。她身上没有一点“可以搬出这个家的样子”。

苏文文知道，她从没有真正接受过这个结局。